吴棠

吴棠（1813年8月19日－1876年7月20日），字仲宣，号棣华，安徽盱眙县（今安徽明光市三界镇）人[1] 。 相传吴棠少时“家奇贫，不能具膏火，读书恒在雪光月明之下”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以举人大挑一等授淮安府桃园县令（今江苏泗阳县）。在任期间，勤于政事，常改装出行，访贫问苦，以礼化民，以文治县，亲治匪患和水患，为政三年境内大治。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，在任严禁胥吏苛派、严禁赌博、严禁贼盗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邳州大水，岁荒盗炽，上调吴棠署邳州知州，施行“首恶必惩，协从解散”的政策，亲率壮丁，按名捕拿，并亲勘灾情，兴修水利，赈灾济民，收养弃婴。在沭郯交界处，率勇击退山东捻众，地方暂靖，邳民称颂。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初又回任清河县令，时值太平军、捻军风起云涌，反清杀官、声振华夏，清廷摇摇欲坠。吴棠带兵征战于徐淮之间。时太平军攻占扬州，遂有屠城之难，消息传来，淮人纷纷迁移。一时贵者叹于室、富者犹于门、贫而强者喜于道。吴棠诓称：清廷大军将至，淮派员接应，人心稍安，迁者多返。吴棠在地无城郭、手无兵柄情况下，徒以忠义号召，会同乡绅鲁一同招集乡勇，倡办团练，申明纪律，乡镇立七十二局，不数月间，会者数万人，首尾相联，合力防御，声威大振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捻军李大喜、张宗禹率部二万余众，攻克清河县清江浦（今淮安市区），击毙淮扬道吴葆晋，副将舒祥等，河督庚长等逃往淮安府城。吴棠临危不惧，招集乡勇，驻军瓦砾上，亲自在清江浦北圩上督战，终击退捻军。他是清朝镇压捻军最著名的地方守令之一，因守城有功，政绩卓著，于咸丰十年补徐海道，旋授徐海道员（四品官）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擢江宁布政使（从二品官），代理漕运总署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实授漕运总督，1864年署江苏巡抚，次年升两广总督，皆因江淮未戢请留而不果行，仍留在漕督原任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调离任闽浙总督（正二品），七年调任四川总督，1871年署成都将军。著有《望三益斋诗文钞》、《望三益斋存稿》。

吴棠服官三十余年，历封疆大吏16年，是皖东清史上唯一的封疆大臣，安徽清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人，中国漕运史上集权总督，在整个同治朝，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曾国藩、陕甘总督左宗棠等疆臣齐名。咸丰年间“声振江淮”，“金石至交”李鸿章誉之为“天子知名淮海吏”，翰林院编修钱振伦（翁同和姐夫）称其督漕期间“以民慈父，为国重臣。江淮草木知名，天下治平第一人 ”。吴棠一生勤政为民，实心任事，尊师重教，清正廉明。晚期时代无人能比。

关于吴棠的传说

关于吴棠的传说中，流传最广的便是恽毓鼎的《崇陵传信录》中一个故事：道光年间，湖南道员刘某谢世，其子扶棺回籍。丧船抵达清河县(今江苏淮阴)地界时，派人上岸向刘父故交、清河县令吴棠报信。吴棠得信后，立即派人捎带三百两白银，去船上送给刘某的儿子。仆役来到河边，看见一艘丧船停在那儿，上前一问，果是某道员之灵，便呈上三百两白银作为祭礼。船上的姐妹两人，接过银钱，千恩万谢。但此船的灵主是安徽皖南道惠征。他的两个女儿也是扶柩还乡，船停在清河码头。且川资不够，正处困顿之中。吴棠听了仆役禀报，觉得很不对劲，便派人再去打听，原来码头上停着两艘丧船，仆役送错了地方。但送出去的祭礼又不好要回来，吴棠干脆来个将错就错，送个顺水人情算了。于是，他第二天又封了三百两银子，亲自送到刘某船上。祭拜之后，再到另一艘丧船上，祭拜惠征。两个少女见到素昧平生的吴县令如此仗义，顿时，感激涕零。姐姐对妹妹说：“千万要记住咱们的恩人，他日若能富贵，一定报答这个贤良的人！”并将吴的名帖珍藏在妆盒中。这位姐姐后来被选入宫，成为咸丰皇帝的贵妃。咸丰死后，即为垂帘听政，集中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慈禧太后。于是，吴棠官运亨通，由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在几年内数次被破格提拔，先后出任两广总督、闽浙总督、四川总督。

当然，这只是传说，吴棠的官运亨通，完全是他个人出色的才能，吴棠在任知县时，就以勤政化民，治水赈灾，亲剿捻患，政声卓著，波及朝野。早在咸丰初年河道总督杨以增就因吴棠在桃源、邳州、清河任上治河有功，特别是整治丰口漫堤一事，多次上书朝廷保荐；同时，户部左侍郎、太常寺少卿王茂荫亦上疏举荐吴棠，获得咸丰帝全面赞同，咸丰帝降旨河督杨以增察看，后杨又上书赞扬吴棠勤政为民之实才，使“天子知其名”，开升迁之坦途。

才能非凡的漕运总督

吴棠在任漕运总督时，为保清河县人民生命财产及衙署大小官员的安全，使百姓能安居乐业，为防御捻军再来，吴棠于同治二年奏准朝廷，得以拆用河湖堤砖石，筑清河县城于里运河南岸，清江城开工于同治三年春，翌年秋竣工。城周长一千二百七十三丈六尺五寸，高一丈八尺，杉木梅花桩基础，椿顶满砌，全部用糯米汁灌嵌，十分坚固。四城门上均砌有砖木结构枪楼，四楼皆入嵌一额，东门署“安澜门”、西门署“登稼门”、南门署“迎薰门”、北门署“拱宸门”，筑城经费耗银十二万两。清江城筑成后防御功能增强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并非吴棠私自所为。在他倡导下，清河县周边各乡镇、村寨先后皆筑圩寨，同治六年“捻贼”再度来时，皆不得逞，可见此城圩之功效也。

由于黄河北徙，改道山东。此时，河督功能降低，无河可治，清廷于咸丰十一年裁汰河道总督署，立漕运总督署，实授吴棠为漕运总督（俗称漕帅），辖二十四河标营，拥兵数十万。吴棠认为，黄河北徙，拆高堰石堤无大碍，不料招致很多人反对，亦有同僚多次弹劾上告，状告吴棠“拆堰制灾，圈城卖地”。谁知吴棠没有被告倒，官越告越大，这也是中国官员史上的一个奇迹，一个特例。同治二年，吴棠下令拆武家墩以北石工，修筑清江城，并筑清江里运河南北土圩，上置炮台多座，以防捻军。又建崇实书院，建文庙大成殿，置义学四所。四年调两广总督，未赴任，忍留槽督原任，筹划恢复运河槽运，以小粮船岁运四万余担。黄河北徙后，裁汰河道吏员和河营标兵，改修防为操防，并改隶淮扬镇总兵。黄河、运河和洪泽湖等滩地涸出，试行屯田，“划予各兵督耕充饷，以自然之利，养有用之兵。”

晚清廉吏，不畏奸权

吴棠不仅是位能力非凡的漕运总督，也是晚清时非常有名的清廉吏，但是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，却将吴棠描绘成一个只知闭关锁国、贪赃枉法和攀附权贵的庸吏和奸佞，事实上，吴棠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不畏奸权的清官廉吏。同治五年，吴棠出任四川总督，在任拨捐输银赈济灾民，疏呈捐输之弊，要求清政府“讲求吏治，尤当慎于序补之先”。而在同治十年，吴棠弹劾李光召一事更是让其声震朝野。同治年间，商人李光召（有的资料上是李光昭。李系福建籍南洋商人，与太监李连英关系密切）与内廷权贵相互勾结，以重修圆明园的名义，从东南亚等地低价大量收购木材，然后高价卖与内务府，从中谋取暴利。此事，导致了大量官银外流，加剧国库的空虚，因为此事牵涉官员众多，并且涉及到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亲王贝勒等一批朝廷重臣和皇室亲贵，不少知情官员为保住自己的前程，均装聋作哑、三缄其口。唯有四川总督吴棠得知此事后，毅然三次上书弹劾，请求清廷严厉追究此事，严惩大发不义之财的奸商李光召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，并向慈禧太后力陈此时重修圆明园有弊端，此事在清廷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也足可看出吴棠不畏奸权的品行。